常德汉寿酉港镇，农人在藕田里采摘藕尖 图/金林

降雨频仍，多地出现洪涝灾害，接纳“四水”、吞吐长江，洞庭湖的压力不小。波翻浪涌，直接威胁拦住洪水的堤坝，而堤坝之后，就是承担农业生产任务的“垸”。

华容团洲垸位于东洞庭湖的西北角、湖南岳阳市华容县境内，水系纵横、江湖交会，因地理位置特殊，素有“湖南第一险”之称。它的命运，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很多人好奇，什么是“垸”？

就像东北的“屯”，华北的“庄”，“垸”也是一类特定地理地形下的聚落形态。用专业的术语说，垸是由江河湖泊自然演变和人工围湖造田形成的一种农业生产和乡村聚落建设的独特地域单元，在抵御洪涝灾害、安置移民、发展农业经济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打开地图，在长江中游区域叫“垸”的地名可不少。在湖南湖北两省，地名中带“垸”的居民点（包括自然村、乡镇和城市等）共有2464个，它们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而在长江下游的江西、江苏、安徽和浙江四省，“垸”的另一种平替叫“圩”，地名共有16455个。

这些数据表明，圩、垸作为一种通名，不仅是简单的农田水利设施，在古代已经形成了以建设圩垸水利为纽带的、非常发达的社会关系网络，一个圩或垸就是一个水利社会的最小单元。它们合起来的拼图，就是一个富庶的江南。

那“垸”的历史，也就不是简单的与水争地的历史，它记录的是人与自然的博弈，人类利用自然，开发自然，与自然变迁协同演化的历史过程。“垸”里春秋，是人间百态，也是沧海桑田。

益阳市南县，屋舍与农田

人类开发出垸的灵感很可能来自麋鹿，这并非异想天开。

简单来说，垸是在湖边围起来以拒水、中间低四周高的生产生活区。麋鹿就喜欢在沼泽地栖息，古人在被麋鹿踩踏过的沼泽地上进行播种，这样的稻田在古代被称为“麋田”。这也是为什么“麋”发“米”音的原因。《博物志》有较详细的描述：“海陵县扶江接海，多麋兽，千百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随此畯种稻，不耕而获其利。”

为了确保这些肥沃的麋田能够丰收，早期的围“垸”就出现了。

华容县与湖北石首交界地段，图中土堆为河床淤积而形成

中国最早的城可能也是一处垸。

从洞庭湖西滨澧阳平原的考古发现证明距今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量的城邦部落在河洲滩地上生活、生产，它们建立了自己的方国。其中城头山遗址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城，遗址周围发现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人工稻田。

农耕作业的集中就需要优秀的灌溉、输水系统，而垸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在河湖洲滩上耕种、拒水与用水的难题。通过建设大堤来控制垸区的水位，以获得生活和生产空间，并与水此消彼长长达千年，将流动荒芜的湖区淤洲逐步开垦转化为富饶的栖居之地，在动荡的洪水、湖泊、洲滩关系中寻求相对稳定丰产。这个过程，就是文明建立的过程。

一方面通过外围的堤坝抵御洪水入侵，保护农作区，又能通过垸内的水渠系统充分利用水资源。虽然这个过程受制于水文条件的变化，但是“围高丢低，湖垸互换”一直以来是生存在洞庭湖边的人的一种生存策略。几千年来垸的变化，也深刻反映着长江中游的水文变迁，两者之间可以说是深度捆绑，协同演化，是自然与人类共同推动的一种独属于江河的文明。

目前在洞庭湖，千亩以上堤垸还有226个，其中重点垸11个、蓄洪垸24个、一般垸191个，保护着耕地面积912万亩、人口1049万。重点垸承担着主要的粮食生产任务，而蓄洪垸顾名思义，在洪水漫浸时，是优先考虑的行洪区，这次决堤的团洲垸就是一处蓄洪垸。

但无论是重点垸还是蓄洪垸，它们都能分解为3个主要的空间：水利、垸田和聚落。在水利层面，通过修筑堤防与渠系，为围垦垸田提供基础条件。又以渠网为骨架，对垸田进行空间划分与开垦。聚落层同样遵循了这种空间划分模式，从而形成一个迷宫一般的布局。所以，从空中俯瞰一个垸，里面是阡陌纵横，沟渠交错，如果不是本地人很容易迷失在由堤坝和沟渠组成的复杂路网中。

益阳青龙洲，一千八百年前，它曾是关羽屯兵的地方

虽然看似迷宫，但洞庭湖的每个垸都是精心布局。

垸的出现主要的目的是围垦造田，提供适宜人类生活的社区。为了追求生产的高效，每个垸都从科学规划水资源入手，充分利用地形，构建聚落单元。现代的垸尤其如此。

堤防为防水而建，是堤垸兴废的关键，有堤则有垸，堤溃则垸无。明清时期的堤防分为两类：修建在各个州府、郡县所在的河湖之滨，以保护城垣安全。民间修建的垸堤，其位置由堤垸选址而定，一般沿水分布，有垸小堤长的特征。湖区历代都在进行重修、整修堤防。而到了现代，洞庭湖区的堤防已经遍布江、河、湖岸，巍峨如湖区的水上长城。

堤岸划定后，就是划分垸田内的主渠网。有的以南北方向为准，有的则是东西向，划分为垂直的方格网状，看起来像一个个马赛克图案。渠水的走向会根据垸内湖泊、河流的形态调整，一个堤垸并不局限于一种格网方向。

沅江黄茅洲镇子母城村，800多年前的南宋城池所在地，几经沧桑，如今已围垦成垸，苎麻是当地经济作物。

主渠走向确定后，一个如同毛细血管的沟渠网就会铺开，而在每个小格中再独立形成一个农田单元，这样圈起来的垸田就能够获得灌溉与排水的便利。生产空间划分好后，人类的聚落就登场了。

最早进入湖区的人，会选择在湖区地势较高的自然台墩、河堤或者天然丘岗居住，以躲避洪水袭击。随着开发的深入，自然高地逐渐不再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人们会深入平原腹地。现在湖区的垸田内，最常见的聚落是沿着主沟渠呈线状分散的一排排的房屋。这样做有几个好处：一是靠近水源，二是渠边有堤地势高，三是公路一般沿主渠修建，出行方便。这样在垸内，沿河、湖、水渠的交叉口往往就会形成最主要的聚落中心，这里是垸的“大脑”。

通过堤防、水渠划分土地，形成堤垸内的空间骨架，这种空间骨架又决定了农田与聚落的空间形态。一个垸能够立足湖边，洪水带来的淤田是物质条件，然后经过水利、农业和城镇多种科学规划才能成型。

而众多的垸，不仅组成了长江中游独有的聚落景观，它还撑起了中国的粮仓。

华容县三封寺镇泰和村村民正在收割芥菜

垸是粮食生产的主要承担者，自古皆然。

在长江中游叫“垸”，下游的江浙一带叫“圩”。圩垸有时候可以合起来说，都是指在长江中下游围洲垦田而修建的聚落区。它们为国家贡献了无敌生产力。

在湖南，洞庭湖平原是中国第一个商品粮基地，时至今日，环湖的常德、岳阳、益阳依然是国家的大粮仓。2023年湖南粮食总产量3068万吨，其中水稻种植面积、产量居全国第一。而洞庭湖区的常德、岳阳、益阳三市就贡献了920.55万吨，近乎三分之一。洞庭湖区的水产业也异常发达，湖南16个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水产品中，有11个来自环洞庭湖地区，南县小龙虾产量全国第三。此外还有蔬菜基地，如华容县是全国最大的芥菜生产基地。可谓是天赐的“鱼米之乡”。

然而历史上，湖南本不是中国重要的产粮区。即使到了明朝中前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高度南移的情况下，水稻的生产中心仍然在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密集的水网和平坦的土地，让江南的水生农业开发极为便利。所谓“苏常熟，天下足”是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常态。

南县的稻养龙虾

粮食中心从江南转移到湖广，是在明朝中期到康熙年间缓慢发生的。雍正二年是湖南人均耕地面积的巅峰，达到了9.38亩，这其中在洞庭湖新围垦的垸田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举奠定了“湖南熟，天下足”的经济地位。

粮食贸易的收入盈余，也让过去贫穷的湖南有了资本投入文教领域。明末清初，由于湖南地贫民穷，且有洞庭阻隔，参与科举考试的士子尚不到湖北的四分之一。而到了康熙年间，湖南士绅已经有资本要求南北分闱考试，并在雍正初年得偿所愿。科举分会场的设置，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治经济地位的一个侧面认证，可见在远在北京的清廷看来，湖南也确实够格了。

由此看来，清代到近代的湖南真可谓中国的隐形要害之地。它不仅贡献了湖湘集团的革命志士，也为填饱中国人民的肚皮而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代价。

垸田的优势在于靠近水源，并且土壤为肥沃的淤泥，开发当年就能出产粮食。但在湖边围垦，很容易遭受洪水的反噬，遇到暴雨来袭，或者长江上游洪水倒灌，洞庭湖区的垸田首当其冲，一旦决堤，辛苦开垦的土地也就付诸东流。到了乾隆年间，官方和民间都意识到了湖田的危险，但围垦淤积洲滩依然不减反增。

是什么原因让人们甘冒风险，也要开垦淤田？

岳阳市建新农场，麋鹿漫步图/杨旭

表面上看，似乎是围垦加剧了洪涝灾害。但值得思考的是，湖田围垦何以能够在水患频发的自然环境中不断扩展，抑或，它们之间还有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

在洞庭湖治水60多年的著名水利专家、湖南省人民政府原参事聂芳容观点犀利。他认为，洞庭湖的垸田开发不仅没有加剧洪涝灾害，还科学开发了洪水资源。

我们将从自然、历史、社会多角度探讨这个问题。

生态湘江，湘江入洞庭处 图/宋政军

首先，从自然角度出发，长江中游发生季节性洪水是自然规律。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这是共识。

荆江，指的是长江流经湖北省荆州市的一段，全长约300多公里，以其蜿蜒曲折的河道而闻名。大江大河在流入平原地带都会发育出河曲。如果没有人为干涉，河曲在发育到一定程度后能够自然截直，河流会沿着固定的方向发生偏移。对于长江来说，一路穿过三峡险峻的地貌，到了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失去地形的约束，流速减慢之后，也导致泥沙堆积。加上大量河曲发育，洪水来袭后，四处汪洋一片。下荆江尤为典型，绵延240公里的河道直线长度仅有80公里，江流在这里绕了16个大弯，素有“九曲回肠”之称。这种地貌特征使得荆江成为了长江洪涝最频发的河段之一。

历史上，荆江南北两岸都可以承担洪水，承受泥沙淤积。江汉平原的开发程度较早，楚国国都定于荆州，带来了江汉平原早期的经济繁荣。此时盘亘于荆江以北的云梦泽还未消失，但是随着泥沙的大量淤积，与人类的围垦，云梦泽消退后，荆江南岸的洞庭湖成为了长江来水与泥沙的主要承担者，尤其是明代以后荆南四口（即长江流入洞庭湖的松滋口、太平口、藕池口、调弦口）相继出现，涌入洞庭湖的泥沙剧增。

角色的互换，让洞庭湖淤积了大量的泥沙。大量移民趁机在新出现的沙洲上开垦土地，这一举措给湖南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前面说粮食中心从江南转移到湖广，是在明朝中期到康熙年间缓慢发生的。这其中洞庭湖的自然变迁是触发这一转变的关键。

沅江曾被描述为“地旷民稀，环沅皆水，一望黄茅白苇”

回顾洞庭湖堤垸的开垦史，也与长江、洞庭湖的江湖关系变迁紧密相关。

历史上洞庭湖区的堤垸，名称最早见诸史料是乾隆十年（1745）巡抚杨锡绂写的查勘滨湖堤垸情形疏：“滨湖之民就湖淤地围筑垦田，谓之堤垸。”但是垸的出现，肯定要早于清朝，明代的人认为防洪堤在战国时期就可能出现了，而垸可能是在宋代才有人围垦。

宋、元时期，人们开始在河湖之畔修建早期的堤防，为当时的州县抵御洪水。同时，盛行利用湖周的丘陵和洲港湖汊进行开垦。

明初，洞庭湖泥沙淤积成洲滩，吸引大量江西、浙江等地民众移民进入湖区围垦堤垸，促进了湖区堤垸的发展。明代堤垸多以原先开垦过的土地为基础，分布在湖区边缘地带。清代是堤垸围垦的高峰期，咸丰十年（1860年）以前修筑的堤垸主要分布在荆江南部及四水尾闾地区。咸丰十年至清末，由于荆江四口南流带来大量的泥沙填充洞庭湖，湖区西北部的水下三角洲迅速淤高成为陆上三角洲（今南县），在淤洲上筑堤围垦随之兴起。到了清末，湖区已经出现堤垸如鳞、弥望无际的盛况。

民国时期洞庭湖水患严重，政府组织并垸合修，将几垸、十几垸合修成一个大垸，废除中间的间堤，合修湖堤。新中国成立后，湖区的堤垸得到了统一规划，对原有支离破碎、堤身单薄、防洪标准低的垸子进行调整、改造，使小垸并成大垸，进一步围湖造田、开垦农田，堤垸开垦的位置深入湖泊腹心地带，基于湖区生态及堤垸安全的考虑，开展退田还湖等行动。

归根到底，人们愿意甘冒风险，在洪水肆虐的湖区开垦农田，是因其生产潜力足以令人垂涎。

就土壤肥力来说，民国李振指出“滨湖区域之冲击壤土为栽植稻作最佳之土壤，滨湖各县之富产谷米，土质肥美实为一重要原因也”。当地也流传着“洞庭湖区的泥土落土成苗”“洞庭湖的泥巴捏得出油来”之类的民谚。滨湖各县不仅土质优良，“又得洞庭灌溉之利”，而湖水“多含有机质之肥养分，引以灌溉，属于冲击土层之湖田，更足增加其肥沃度”，故“多为两季制”，能“以产米著闻”。民国五年受委派任湖南省清理湖田总局局长的曾继辉则说：“自藕池溃口以后，全湖被淤，湖身渐高，湖水渐浅，太阳久照，热力至足，故土性温暖而肥沃异常。”这也指明了湖区围垦的三大有利条件，即水位下降、光照充足与土壤肥沃。因而，湖田洲土拥有极强的生产能力。

湿地精灵 图/宋政军

荆江南流虽加重洪涝灾害，造成无法计量的损失，但也带来大量泥沙，淤出广阔洲土，为湖田围垦提供了条件。这其中福祸相倚的自然变迁耐人寻味。垸田的开垦与洪涝灾害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

对于围垸造田，曾继辉在《洞庭湖保安湖田志》说的很务实：“固地利之自然，非人力所能强为”，唯有因势利导，围垦造田而已。

意思是围垦造田可以，但要因势利导。如果一味地扩张，侵占湖区面积，势必遭受洪水的反噬。现在一些研究洞庭湖的专家认为围垦是湖区水患频发不可忽视的因素，另一些学者也指出湖区洪涝灾害是“自然驱动力”与“人为驱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根本原因还是异常的灾害天气，分歧依然存在。

聂芳容从人本位出发，他认为洞庭湖在历史时期的围垦，是人类充分利用洪水资源的一种途径，这本无可厚非。洞庭湖平原现在能够沃野千里，变成国家的大粮仓，少不了当年在这里开垦淤田的先辈。考虑到洞庭湖与长江的紧密关系，水文变迁与泥沙淤积是自然定律，把握好江湖这个动态变化关系，才是决定要不要围垦的关键。

而这又是极复杂的系统工程，所以聂芳容认为治理水要比发射火箭难得多。

长江的治理历史有5000多年历史了。每年长江要下来5亿立方米的泥沙，明代以前基本上都在荆北平原，明代以后，洞庭湖成了主要沉积的地方。大约每年有1亿3000多吨泥沙进入洞庭湖区。

洞庭湖的泥沙，5月份是金子，6月份是银，7月是铜，8月是铁，这是形容洞庭湖的土壤肥沃程度，随便撒点种子就可以丰收。从四川下来的泥沙是宝贵的财富，最珍贵的水利资源。湖区流传很多谚语，例如“一个榔槌在洞庭湖落下来了都可以生根发芽”“洞庭米粮洲，十年九不收，只要收一年，狗都不呷粥”。洞庭湖平原是国家的第一个商品粮基地，在粮食短缺年代，洞庭湖广饶的垸田为中国老百姓吃饭问题作出过巨大贡献。长江的洪水带来了肥沃的土地，创造了两岸的繁华经济。而依靠洪水发展起来的经济又最怕洪水。发展来自实际的资源，荆江两岸的人就充分利用了长江带来的洪水资源，不断地修堤，围高丢低，湖垸互换。

这种利用水资源的科学方法不仅没有因为围垦而出现灾害，它还修改了自然的一些缺点，促进了长江的发展以及它的泄洪能力。以前下荆江是没有的，一片汪洋，没有航道，也没有固定的河道，一来洪水，四处泛滥，有人定居筑堤后，慢慢改善了这一情况。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促进了自然科学发展，这是生活在荆江两岸的中国人从与自然的艰苦搏斗中，实践出来的智慧与经验。当然，改造与利用自然要适度，即在尊重与利用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构建起一套长期有效的利害关系对等的社会与生态治理模式，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对现代的堤垸治理尤其重要。